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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

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

  老舍的《茶馆》自从发表、搬上舞台以来,有关“葬送三个旧时代”的创作意图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但是,也有人认为作者的情绪是甚至因剧作流出“今不如昔”的怀旧情绪,没有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而遭到多次禁演。应该说,《茶馆》的“挽歌”主题与“怀旧”情绪在剧中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人们对剧作的复杂内涵给予了简单化的理解。

  近年来,随着学界文化意识的自觉,对《茶馆》文化内涵的探讨引起人们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茶馆》作者具有政治的与文化的两种身份,由此造成文本政治主题与作者的的潜在结构,即对一种逝去的文化的挽悼。客观地讲,《茶馆》中的两个老舍、两种结构的观点是目前老舍剧作研究空间的新拓展,尽管老舍在剧作创作中确实存在着两种身份,但不同身份之间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机融合在一起。人们尽管挖掘出《茶馆》的潜在结构,但对文本潜在文化主题的具体内涵及其在文末的呈现并未作深入的论述。其实,正如《茶馆》中存在两个老舍一样,剧作也同样存在着两个主题即显性的政治葬歌与隐性的文化挽歌,这两种身份、两个主题并非分裂的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剧作双重主题的生成一方面源自作家两种身份在文本中的影响,一方面也源自话语讲述的年代与讲述话语年代之间的不同,剧作两种不同主题形成一种张力对人们深入探讨剧作的审美意蕴提供了阐释的可能。

  20 世纪 90 年代,陈思和关于“民间文化形态”概念的提出,为学界重新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新视角介入、研究空间拓展的可能,但是,不少学者都将审美的兴趣聚焦于乡村民间文化形态,探讨显性政治主题书写背后的隐性结构,而相对忽略、遮蔽了与乡村民间文化形态相对应的城市民间文化形态。

  如果说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是其对乡村民间文化形态的发现与对农民形象塑造的话,那么,老舍则以其对城市民间文化空间的捕捉与对城市市民形象神韵的把握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对北京市民文化的创造、对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老派市民谱系的塑造奠定了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建国后老舍的戏剧创作《茶馆》之所以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对富有城市民间文化特色的典型环境—一一茶馆的选择以及体现这种文化的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书写,通过茶馆由盛到衰的悲惨结局与置身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生活上的变迁,达到埋葬三个旧时代的创作意图与对一种已逝的传统文化的祭悼。老舍在谈到《茶馆》创作时指出:“茶馆是三教九流的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从而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完成对剧作时代主题的呈现。但是,随着《茶馆》所反映的历史年代愈来愈远离当下人们的生活,剧作所表现的政治主题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它作为文学经典受到人们的喜欢,更多的归功于显性政治主题背后隐性的文化意蕴。老舍笔下的茶馆既是一个城市民间商业经营的场所,同时又是一个休闲娱乐、谈判交易、解决纠纷、信息传递的空间,发挥着一定的文化交流的重要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茶馆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相对薄弱的城市市民公共空间。

  在老舍的笔下,茶馆首先是传统社会市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作为为市民提供服务的场所,茶馆所经营的茶水、点心和饭菜等商品可以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要,且价格不太昂贵,普通平民都有能力消费,不少顾客借喝茶来这里闲坐,“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来歇歇脚,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喝茶、休闲、娱乐成为城市民间社会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也构成普通市民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正是由于顾客来源的广泛(如宫廷里的庞太监、民间说媒拉纤的刘麻子、实业救国的维新资本家秦仲义、相面为生的唐铁嘴、敢作敢当的旗人常四爷、给太监做老婆的民女康顺子等),能够吸引三教九流;因此,茶馆自然就带有公共空间的文化特性。

  之所以如此众多的顾客经常光顾茶馆,是因为它有着超越一切的文化内涵,既有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也有高贵脱俗的上层文明,但是彼此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自己的归属,这也正是茶馆作为商品服务有别于普通商品交易场所的独特之处,它与统治阶级活动的“庙堂”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满足普通人议论时政的兴趣,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经过公共空间得以相对缓解、释放,所以“商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坐半天”。

  茶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民间社会公共空间的文化职能。在居统治地位的公共领域之外,还有一种平民公共领域和它唇齿相依,普通平民对国家大事虽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但并非没有参政议政的兴趣与冲动,而民间公共空间的存在正好成为底层平民发出自己声音的园地,由于它远离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对活动于这种公共空间的人们没有过多的限制,每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心声。既然是市民公共的文化空间,各色人等、各个阶层都能自由光顾,不管是谈判交易,抑或是谈话聊天,都发挥着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的重要职能。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最近创造了什么腔;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在这样的公共空间,大家彼此没有太多的忌讳,谈话的内容包罗万象,大到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维新变法、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维新资本家的实业救国,小到城市民与特务暗探之间的冲突、巡警与大兵对茶馆的敲诈勒索,甚至是两个逃兵合娶一个老婆的荒唐事,都成了市民阶层议论的话题,即国事、家事、天下事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茶馆作为民间公共空间所发挥的文化功能是其他场所无法比拟的,正是由于茶馆作为市民公共空间在信息共享、感情交流、文化传播的独特职能,因此,既为普通城市平民所欢迎,其他场所无法取代的公共空间,同时也因其他在市民中的影响力而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特务、侦探、流氓等不断出入茶馆,一方面是为了防范民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满,另一方面也由此昭示出茶馆作为市民文化空间的“民间”特性的逐步淡化,最典型的表现是茶馆中“莫谈国事”纸条的无所不在,影响了顾客们自由自在的文化心态。

  作为市民公共空间的茶馆,它不仅是民间社会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又是市民信息沟通、文化交流的平台,同时,茶馆还是传统社会人们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寄托。正是由于等级森严、专制压迫、言论不自由传统社会,人们处处受到身体的限制与精神的束缚,淤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与身心的委屈需要宣泄、需要倾诉,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因此,茶馆作为统治阶级控制相对松散的公共空间受到人们的青睐,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要、心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家园。

  茶馆里的顾客来自四面八方,不仅有城市里不同阶层的市民、伺候太后的太监、当差的特务暗探、发财的财主,而且还有京郊破产的农民,无依为生出卖女儿的农妇、不堪战争之苦的逃兵,这些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三教九流之所以可以出入同样的场所,闲暇之余都要来这里闲坐,聊天、喝茶,成为超越尊卑贵贱的理想空间。传统社会愈是重视人们的身份地位,人们愈是对超越身份地位的空间充满向往。无论是官僚贵族活动的“庙堂”,或是普通人生活的家庭,都难以摆脱身份的限制,难以满足底层社会对自由平等的心理渴望,而只有在王利发所经营的茶馆里,三教九流之间才因同是顾客的身份实现一种平等,即使是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也无法限制穷人到茶馆喝茶,尽管他们之间地位悬殊,作为茶馆的顾客他们在形式上取得了暂时的平等。每位顾客都是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并不受更多外在条件的限制,因此,每个人又都是自由自在的,能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话语、发出来自底层的真实的声音。茶馆作为民间社会公共空间的独特属性吸引着三教九流在这里的会面,仿佛这里是传统社会人文精神沙漠里的一片绿洲,仿佛这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吸引着不同阶级的人到这里闲坐,流连忘返。

  传统社会茶馆所具有的特殊魅力在老舍的剧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茶馆在三个旧时代每况愈下的境况、茶馆中人物命运的变迁为老舍实现剧作埋葬三个旧时代的创作意图提供了客观条件,出身于北平贫苦市民家庭、多次出入茶馆的生活经历与情感经验,为老舍《茶馆》创作的成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正是在茶馆里,他获得了民间市民文艺的思想与艺术启蒙。即使是抗战时期,只身漂泊重庆的老舍也经常和朋友在茶馆里谈话聊天,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作为出身城市贫民的作家与城市市民文化空间和活跃于这个空间中的各色人等达到一种情感上精神上的契合。在这里,他才能找到自己的灵感,这里是他创作的生活源泉。“茶馆和胡同一样,是老舍生活悲剧的记忆背景,是其精神的一个家园。因此,在老舍的意识里,茶馆这个旧事物,是传统文化的象征, 是优秀的文化遗产, 应保有其长久的生命力。所以,话剧中王利发对茶馆的执着,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的其实是茶馆这样的旧事物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正是由于茶馆在老舍的生活与情感世界的美好回忆,所以,老舍才为茶馆的衰落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哀婉之情,在政治上埋葬三个旧时代的同时对茶馆伴随着旧时代消失而灭亡的命运进行文化的多维反思。

  作为当代话剧创作的经典,《茶馆》既客观地展示出市民文化空间存在的合法性及其独特的文化审美意味,又以哀婉之情写出了作为传统文化象征的茶馆在中国现代进程中日渐衰落的命运,对中西文化冲突中间接导致其灭亡的西方文化的两面性进行了理性的审视,对那些借助西方文化霸权而发不义之财的洋奴给予道德的批判。

  对茶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走向破产命运的感伤般的眷恋与对西方文化负面因子的道德批判成为剧作文化挽歌的重要组成。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茶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遭遇到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加之统治阶级对底层市民思想的控制,其作为市民公共文化空间的独立性愈来愈受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民间文化形态自由自在的特性开始一步步的弱化,出于安全考虑,掌柜王利发在茶馆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提醒顾客不要随意议论政治,以免招来更大的政治麻烦。

  旗人常四爷因为说了一句“大清国要完了”的话,被特务抓进监狱关了一年多。如果说在清朝末年北京城还存在几十个大茶馆,那么,到了民国初年,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已相继关门倒闭。“裕泰”是北京城里仅存的一家,为了挣扎着存在下去,掌柜王利发对茶馆从外部景观到内部管理都进行了改良,富有传统文化色彩的醉八仙画、财神龛均被现代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所取代,现代西方文化的渗透与政治恐怖色彩的加剧矛盾地交织在一起,茶馆的生存状况并未因其改良而出现转机。到了第三幕:

  “裕泰茶馆的样子可不像前幕那么体面了。”无论是外在的形象气质或是内在的精神内涵愈来愈显示出衰败的迹象。“自房屋与家具都显着暗淡无光。假若有什么突出惹眼的东西,那就是莫谈国事的纸条更多,字也更大了。”

  置身于茶馆中的人都感到一种窒息般的重压,掌柜王利发“憋得慌”的感觉与儿子王大栓“出不来气”式的郁闷都是茶馆破产前的征兆。儿媳周秀花深知茶馆即将衰败的结局,劝说康大婶早点逃出去活命。面对风尘女子毫无顾忌的牢骚,王利发劝说小丁宝:“说话留得神!一句话说错了,什么都可以变成逆产!”茶馆日渐衰落的过程是与其作为市民文化空间的逐渐萎缩乃至最终的消亡呈现出异形同构式的互动。茶馆作为文化交流空间功能退化的过程与茶馆中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被剥夺的进程是一致的。

  茶馆在传统社会作为市民情感寄托、精神家园的属性在中国近代社会已开始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固然,茶馆还在维持着表面的繁荣,顾客也可以在此各行其是,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势力的此消彼长影响了茶馆的发展与繁荣,洋人势力的逐步嚣张、洋货对民族工业的冲击与政府在外国列强面前的软弱、国内洋奴的骄横霸道逐步威胁着茶馆休闲娱乐的和谐氛围,尤其是常四爷因说了句“大清国要完了”的过头话而被特务抓去坐牢,预示着茶馆作为相对独立的市民文化空间的格局已被打破。民国时期的政治腐败、外国侵略势力支持下的军阀混战使茶馆的生存危机进一步加剧,改良后的茶馆尽管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崇尚现代文明,但茶馆在军阀混战的战争年代的日子也不大好过。

  原本是普通市民为主的公共空间已沦为各种恶势力竞相表演的舞台,茶馆再也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人们在茶馆中的安全感、尊严感已经丧失殆尽。第一幕中的常四爷因“过激”言论被抓捕,第二幕中的刘麻子无辜沦为逃兵的替死鬼而被杀。到了第三幕,置身于茶馆中的人自身命运难测,对茶馆的控制、敲诈已难以满足统治阶级及其爪牙们的要求,他们明目张胆地将其强行霸占,茶馆走向寿终正寝的历史进程与其作为公共空间逐渐消弭,甚至连市民的最后精神栖息地也被剥夺的结局是一致的。

  作为市民情感交流与宣泄的场所,裕泰茶馆犹如强大的公共情感共鸣场,以其感性情感力量在晚清封建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力量,正是由于此,当裕泰茶馆在强权者的掠夺下无可挽回地徐徐退出历史舞台时,老舍无法抑制内心的惋惜与哀伤,剧作家在为三个历经沧桑同命相连的老者最终悲剧命运洒下同情之泪之际,也为传统市民民间文化形态—茶馆的消亡唱出了一曲深情的文化挽歌。

  《茶馆》走向衰落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外来文化的涌入、外来侵略势力的侵入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儒家文化的落后保守加速了封建帝制覆灭的进程。但是,现代西方思想的传播与西方列强的入侵并未使中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一方面是国人在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影响下的觉醒,变法维新、实业救国,一方面是守旧派借助传统势力对革新派的,一方面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对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吸引,一方面是外国廉价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倾销所导致的民族工业的破产,一方面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加速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洋人势力的愈来愈大,一方面是国内官僚借助洋人的势力对老百姓的压迫。

  民族之间的矛盾、文化之间的冲突影响着作家的复杂矛盾的价值立场。作为接受过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老舍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变法维新是同情的,对朝廷中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对维新派谭嗣同的杀害表示不满。顽固派与维新派之间的冲突在剧中呈现为维新资本家秦仲义与顽固派庞太监之间的矛盾。由于顽固派的胜利,才有庞太监在维新资本家秦仲义面前的傲气,“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真是改了!”作家尽管从理性上认同维新资本家秦仲义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怀,但对他面对头插草标连声喊饿的小女孩的无动于衷甚至缺乏起码的人道同情是持批判态度的。由此可见,作家对传统文化并非一概地认同或是反对,而是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失去生命力的东西,认同传统文化中优质成分。

  对西方文化同样如此,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想是接受的,但对西方侵略势力的渗透及其对国人人格上的蔑视发自内心地厌恶。第一幕中马五爷之所以在二德子面前如此有震慑力,根本的原因是与其作为信洋教、吃洋饭、说洋话的身份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信洋教的“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到宛平县的县太爷去,”甚至连地方官也不敢惹。满清政府在洋人面前的软弱,因战争失败所导致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带之而来的是主权的丧失以及洋货、洋人地位的提高,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忍受帝国主义与本国黑暗势力的双重压迫,这是《茶馆》要埋葬三个罪恶旧时代主题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遭受西方列强的政治压迫、经济侵略是相伴而生的,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理性认同与面对西方列强侵略倍感屈辱的民族情感如此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由此萌生出对西方文化的道德批判立场。从《茶馆》的三幕戏中不难看出,凡是崇尚西洋文明的人大多在道德品质上都存在一定的污点,为正直善良的国人所不齿。

  以说媒拉纤为业、心狠意毒的刘麻子,却以时髦为荣,对洋货来者不拒,“洋鼻烟,样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他一样不缺,在他看来,洋东西漂亮、体面有身份,“我要是穿一身土布,像个乡下人,谁还理我呀。”在他的意识中,穿戴洋货会被人另眼看待的。以相面为生的唐铁嘴,更是无耻至极,他在王利发面前炫耀道:“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刘麻子的儿子也是一个极力推崇西方文明的角色,但他对西方文明的模仿仅只是外在形貌上的相似,而非深得西方文明的真传。在小唐铁嘴眼中,(小刘麻子)洋,“像穿的像那么一回事,由后边看哪,你比洋人还更像洋人。”不仅如此,他还有开公司做生意“,要把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组织起来,成立那么一个大托拉斯。”像他的父亲一样,靠贩卖妇女发不义之财。

  他所经营的公司首先是以损害妇女的利益、侮辱女性的人格为代价;其次,他违背起码的道德良知,将王利发苦心经营多年的裕泰茶馆非法据为己有;最后是他践踏民间伦理的腐朽性、财产来源的非法性与政治上的反动性是互为一体的,他与反动势力勾结以茶馆为据点获取情报捉拿,历史发展的进步与道德上的堕落构成一种悖论,同时也形成老舍独特的文化情结。老舍并未因西方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势地位而淡化对其经济侵略、文化渗透的批判立场,对那些形式上崇拜西洋文明实则人格低劣的洋奴之流的不屑一顾流露于文本的字里行间,同时也成为他对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情感眷恋的重要表现。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老舍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多维反思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部分的情感认同是联系在一起的。老舍对导致茶馆最终走向破产命运的三个旧时代进行彻底埋葬的同时,又对作为市民文化空间的日渐衰落,对以茶馆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衰败、对体现传统文化道德人格的老派市民的没落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惋惜之情。

  作家立足于民族立场与道德情感书写了秦二爷实业救国的爱国热情与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表现出对其实业救国、富国强民爱国之举的肯定,对其因受到洋人势力的排挤与本国政府的巧取豪夺最终失败的结局深表同情。秦二爷年轻时是一位血气方刚的阔少,支持变法维新,以天下为己任,不惜卖掉乡下的土地与城里的买卖来积累资金,开办工厂,他觉得“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尽管他这种理想抱负与爱国行为不为常人所理解,但仍坚定地将自己的精力与心血致力于实业救国大业。他富民强国的合理要求与当时黑暗的时代、腐败的政府之间发生了冲突,他苦苦奋斗挣扎四十年,但终于仍失败于黑暗势力的掠夺,他的工厂被拆,机器被当作碎铜烂铁卖掉。在剧中,立足于民族立场的实业救国的失败与依靠恶势力支撑的所谓托拉斯的猖獗,既是对是非颠倒黑暗时代罪恶的揭露,同时又从一个侧面昭示出剧作家鲜明的爱憎感情。

  正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道德批判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眷恋,剧中主要人物对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物品情有独钟,对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断裂表示隐忧,对传统礼仪文明表示情感上的认同。第一幕中的刘麻子在松二爷、常四爷面前卖弄自己的鼻烟壶,炫耀自己的洋式服装的优越感时,常四爷立即回击道:“我老觉得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这既是出自一个正直中国人的民族立场,又是对民族文化热爱之情的自然流露。不只是中国生产的物品在洋货的冲击下逐渐失去市场,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评书、戏曲也正在被流行歌曲《纺棉花》等现代艺术形式所取代,“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意儿,再过几年都得失传。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的东西全得连根儿烂!”剧作者借剧中人物之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好东西的消失感到一种失落,“明师傅,就凭您,办二三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去给他们蒸窝窝头?还有董弱梅画的‘六大山人’画,景泰蓝的五供儿”,所有这些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正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离我们愈来愈远,那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眷恋之情,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惋惜之叹深深地感染者读者与观众。

  老舍在《茶馆》中对西方文化所呈现出的负面因素的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精湛技艺的失传的惋惜的同时,对老一代市民身上所体现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积极的正面的思想进行了发掘,对因旧时代的解体带之而来的优秀文化的衰落流露出哀婉之情。

  作为贯穿全剧的旗人常四爷,尽管在晚清时代享受着“铁杆庄稼”的特权,但他的善良、正直与爱国情怀同样赢得了读者、作家与观众的好感。他对头插草标连声喊饿的女孩,自己出线给她要了一碗烂肉面,显示出对下层女性不幸的人道同情;面对洋奴才刘麻子的崇洋媚外,他毫不回避自己的民族尊严与价值立场;在恶势力面前,他勇敢面对,看到人间的丑恶现象,他喊出了“大清国要完”的呼声。他不满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出狱后参加义和团“,跟洋人打了几仗”;他对清政府有一种爱恨交至的情感,作为旗人,他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民族忧患,作为正直的百姓,他有看不惯政府的腐败:“闹来闹去,大清国到底是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公道话!”他的正义感与对国家富强的期盼,使其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偏见。

  对失去历史存在必然性的清王朝的灭亡给予公正的历史评价,从而有别于站在个人立场的松二爷的兴旺之叹:“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松二爷的不幸既有时代的变化,更是其本身的寄生性所致。同是旗人的常四爷,在清朝灭亡之后自食其力“凭力气挣饭吃”,身上更有劲了,不但没有成为民族的负担,反而,爱国热情不减当年:“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进而发出了:“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的呐喊。从常四爷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社会普通市民人性美、人情美的光彩,作为旗人平凡而又感人的爱国情怀。

  如果说老舍在秦二爷、常四爷思想性格中发现了传统社会中国人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体现的是儒家忠君爱国文化传统在近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转化,那么,在茶馆掌柜王利发身上,作家更多地发掘的是儒家修身齐家的思想内涵,是孝文化传统的忠实体现。

  首先是子承父业,遵循父亲治家处事的文化传统。裕泰茶馆是王家的祖传老店,父亲去世之后,王利发年纪轻轻就做了茶馆的掌柜,他的人生哲学是祖辈相传的。王利发信奉的经营理念就是:“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多年以来,他是按“讨人人喜欢”的人生哲学办事的。为了保住这份祖传的家业并使之发扬光大,他与时俱进,从茶馆的外在形象到经营内容上进行改良,希望在“改良”中为茶馆寻找新的出路。为了挣扎下去,维持茶馆与家人的生存,他不惜使用女招待招徕顾客。

  但王利发渴望生存、发展的良好愿望与当时的黑暗时代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的发家理想与国家的动乱格局形成一种矛盾,他愈是想规规矩矩做人,愈是想靠勤劳致富,他的茶馆愈是遭遇意想不到的悲剧结局。尽管他的茶馆从清末挣扎到民国,又从民国挣扎到美帝国主义和特务横行的年代,成为北京城仅有的一座茶馆,但他的茶馆最后还是被旧社会黑暗势力吞噬了,王利发沉痛地、绝望地呐喊:“我呢,做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我可没有做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王利发发自肺腑的自白,既是对三个旧时代罪恶的有力控诉,又是对一个富有责任感、靠自己努力实现发家致富理想悲剧的形象概括。王利发最后撒纸钱祭悼的“不仅仅是自己奋斗而又失败的绝望人生,也是给自己爱恨交加的那一段欲说还羞的历史,为一种曾经与自己精神血肉相连的文化的不再辉煌”,作者将自己的同情倾注到注定要灭亡的人物身上,为体现传统文化之人王利发的逐渐衰落的命运表现出情感的眷恋。

  城市民间文化空间茶馆的发现,对茶馆在三个旧时代每况愈下的境况与茶馆主人王利发自杀的命运结局,《茶馆》完成了埋葬旧时代的主题,与此同时,作家特殊的出身、对富有地域色彩的茶馆的特殊感情,使其在批判旧时代罪恶的同时,发现了作为市民休闲娱乐、信息交流、情感寄托的民间文化空间,剧作家以自己的真感至诚,对传统社会祖传茶馆的衰败、对处于没落状态中几个老人的不幸命运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悲悯的情调,老一代市民身上所折射出的美好的家国文化情怀,对茶馆作为民间文化空间的逐渐消失唱出了一曲文化的挽歌,呈现出政治葬歌与文化挽歌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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